近期媒体曝光了一些政府机关和领导干部“借用”他人房屋、高级汽车和其他高档物品的行为。一句简单的“借用”能否成为逃避刑法处罚的挡箭牌？

受贿犯罪近年来出现了许多新的动向，很多犯罪行为都是以合法方式掩盖非法目的，采取隐形的或变相的手段。一些人通常辩解，根据物权法规定，国家对房屋、汽车实行产权过户登记制度，其所有权转移应以变更登记为准，否则不产生物权变动的法律后果。他们的“借用”行为并没有真正取得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，不应构成受贿罪，至少是受贿罪未遂。

这种辩解是站不住脚的。民法上的占有概念不同于刑法，刑法在认定非法占有的时候，不需要以民法确认为前提。从民法理论上讲，物权和所有权登记主要是为对抗第三人而设置，具有权属证明和公示作用。而在行受贿关系中，双方秘密约定或达成默契，受贿人对财产实现“实际控制”，享有占有、使用、收益和处分权，所有权登记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功能。刑法关注的是行为实质的认定和评价，只要受贿人符合“接受请托”且“受贿”的条件，就违背了刑法禁止利用职务便利，为他人谋取利益而收受他人财物的精神，不需以财产登记过户为要件。

诚然，生活中也存在借用汽车、房屋的情况，真正的借用不能认定为受贿行为，二者区别的关键在于以下四个方面：

一是正常的借用没有职权上的必然联系，双方除了情感上的依托外不存在交易关系，而以借为名的贿赂实属权钱交易，以职权为媒介，以财产为纽带，缺乏感情基础或者交易色彩重于情感关联。比如，在一起受贿案中，魏某、葛某系儿时伙伴，魏某任镇长。葛某承揽该镇的建筑工程，双方一直来往甚密，葛某购买一辆价值40万元的越野车给魏某使用。魏某被逮捕后，辩称车辆系借用。检察机关发现二人“哥们”关系属实，但魏某在葛某承包工程中有帮助行为，二人除了情感依托外存在权钱交易关系，因而认定魏某受贿。

二是受贿人是否有归还的意思表示或者归还行为，即如果双方就财产转让达成默契，行贿人一般不会对财产主张权利，受贿人也不会有归还的意思或归还行为，尤其是当借用条件丧失后仍没有归还的意思。比如有这样一起案例，李某请自己担任国企负责人的哥哥帮助商人潘某成为该国企供应商，潘某在李某儿子结婚之前得知其为婚房发愁，于是提出将自己名下的两居室赠送其子，李某表示购买新房之后即归还，3年后李某购买了住房并出租，其子继续居住在潘某房屋中。李某将自有住房出租，即丧失了借用条件，应认定为双方就财产转让达成默契，构成受贿。

三是受贿人占有财产时间的长短及是否有归还的条件，即占有他人财产的时间越长, 归还的条件越成熟，其借用的托辞越不成立，认定其受贿的理由越充分。在以借为名的受贿案中，更重要的是看是否有归还条件，包括是否有归还时间、归还对象、财产是否可供归还，这三个条件若有缺失可能阻断“非法收受财物”的认定。比如，某乡党委书记董某出国考察前对下属讲，希望出国期间佩戴同时显示两个时区时间的手表，其下属郭某次日将价值8万元的浪琴男表送到董某办公室，董某试戴后表示只借用，回国后归还。回国后两个月，董某因贪污罪被立案侦查，检察机关在其办公室保险柜内搜出手表。董某有足够的时间和条件归还，但是没有归还的意思表示，应认定为受贿。

四是借用人是否实际使用该财产。比如，我们查处过这样一起案件。某房地产公司将4套房屋“借”给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一负责人连某使用，房屋产权人为该公司员工。“借用”4年后，连某将其中1套房屋出售用于女儿出国费用，其余3套闲置。检察机关认为连某对4套房屋具有明显的占有故意，应认定为受贿。（作者：刘敬新，单位：北京市检察院二分院反贪局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