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家乡通渭,是典型的农耕之地。乡亲们居住在灰墙黛瓦的四合院,木檩土炕,通风透气,冬暖夏凉。晨光熹微,人们便起身劳作;夜幕笼罩,影影绰绰的身影还在地头躬身忙碌。年复一年、日复一日,人们从刻着“耕读第”或者“平安居”的门楣牌匾下出出进进,繁衍生息,日子虽清贫,却踏实而温暖。
一
父亲是地道的农民,他经历过战火纷飞的颠沛流离,经历过大饥荒的九死一生,经历过养家糊口的忍辱负重,经历过岁月抽打之下的命运多舛。但他始终用伟岸的身躯笃定扛起一大家子的生计,从不气馁。他平生只专注于两件事,耕种养家、读书修身,这让他身上总散发着一种与周遭不太契合的气息。
无论春夏秋冬、严寒酷暑,他雷打不动不到五更天就起床,从未偷过懒。黑暗中,他穿衣下炕,脚步很轻,生怕惊动别人。院子里先响起铁桶的咣当声,那是给他最亲密的伙伴——家里的耕牛添草加水。接着是拳脚带起的风声,他会简单地打几套健身拳。然后生起茶炉子,灶膛里柴火噼啪作响,曲曲罐里咕嘟咕嘟冒起茶泡,他就着兑猪油烙的脆脆馍,慢慢喝早茶。喝完茶,便吆着耕牛出门。
太阳升到头顶时,父亲会下地回家。他卸下犁耙,麻溜脱掉被汗水和泥土糊过的衣裳,打一盆清水擦洗干净全身,换上干净的衣衫躺下,捧起一本书,安安静静地休憩歇缓。
捧着书读——那是我记忆里关于父亲最恒定的画面。家里有不少藏书,都是父亲从街道旧书摊以极低的价格收来,包上牛皮纸书皮,压平展边角。藏书有《史记》《三国演义》《儒林外史》等经典,也有各种政史类杂志。农闲时,他还会研墨练字。我们小学开描红课,我拓写的底字全是父亲手写的,一笔一画端端正正。
村里人大多重男轻女。但父亲不一样。从60后的大姐到80后的我,他一个一个送进学校。有人笑他:“丫头片子,都是赔钱货,供个大学生也是别人的,还读什么书?”父亲从不答话,只闷头耕翻自己脚下的土地。
我是家里的第五个女儿,父亲格外宠我。他看书时,我钻进他的臂弯,他的胳膊正好圈住我的肩膀。他指着字,一个一个念给我听。客房墙上那幅中堂,字迹龙飞凤舞,我一个也不认得。我的手指顺着那些游走的笔画,问他:“这是什么?”他轻声念:“山不在高,有仙则名。水不在深,有龙则灵……”
后来我才知道,那是刘禹锡的《陋室铭》。
二
那幅字,是我远房老舅写的。
老舅住在河对岸,但行政区划属另一个地区。印象中他留着花白胡须,清奇精瘦,头戴黑色小圆帽,一副黑边框眼镜。他平常也是下地种田,但毛笔字写得极好。方圆几百里,谁家盖了新房,都要上门求他一幅墨宝。那时候大家都穷,求字的人常常空着手来,连宣纸都买不起。老舅家里也紧巴,但他从不推辞。没有宣纸,他就找那种平常用来糊窗子的粗糙发黄的麻纸写字。铺纸,研墨,提笔,屏息,一笔下去,纸面上便开出花来。
我大舅在市上工作,心疼老舅,常买了整刀宣纸托人带回去。老舅收到纸,并不自己留着,转头就给乡亲们写中堂。有人说:“你收点纸钱也好啊。”他摆摆手,叹口气说:“大家都困难啊!”
我一直以为老舅只是个会写字的农民。直到很多年后,我在网上无意间搜到他的名字——王鸿铨,还有生平简介。原来他民国时期曾就读于甘肃高等农业职业学院,还在省建设厅任过职,在近百年之前有这样的经历,用凤毛麟角来形容绝不为过。几经沧桑巨变世事沉浮,他青年时期就退回山野,从此躬耕陇亩,再未离开。
我很难把“省城公职”和“麻纸写字”这两件事连在一起。但我印象中普通得和身边任何一个老农毫无二般的老舅,却在质朴平常的容貌下淡然谱写了进退高低之间跌宕的曲调。进与退,高与低,在他的生命里似乎没有呈现出鲜明的裂缝。他只是在任何境遇里,都默默做着同一件事:写字,传道,把自己毕生所学,一点一点还给那些和他一样在泥土里刨食的人。
我老家大门匾上的“耕读第”三字也是老舅所书,拓印木刻。那一笔一画圆融中透着遒劲,朴拙中浸出通透,像钉在墙上的骨头。
三
每次回通渭婆家,客厅那副中堂总让我凝视许久。
中堂是水墨大写意,两侧对联写着“世上几百年人家莫如积德,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”。
对联是通渭清代名臣、四川按察使牛树梅之孙牛士颖的作品。牛树梅,出身于通渭县鸡川镇,清道光年间四川按察使,一生清正廉明,百姓叫他“牛青天”。他的精神和家训,以中堂为载,穿越百年,依然警醒着后人。
通渭有句老话:“家中无字画,不是通渭人。”贾平凹先生在《通渭人家》中也形容“一等人忠臣孝子,两件事读书耕田”是通渭人的精神写照,作家张贤亮在走访通渭后即兴挥毫题写“人间繁华在长安,世上书香数通渭”。
在通渭,耕田养活肉身,读书滋养精神。中堂挂在厅堂正中,开门即见,抬头即望。它不是普通的居家装饰,它是一个家庭的信仰,也是心底的戒尺。客人来了,先看中堂写什么,就知道这家人的志向和规矩。孩子从小在那些字下跑进跑出,不知不觉,就把“积德”“读书”刻进了骨头里。
这片贫瘠的土地上,走出了一位又一位以读书改变命运的时代骄子:大陆首位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杨子恒、中科院院士姚檀栋、尚永丰,三位院士从这里出发,走向世界科技舞台的中央。他们是通渭耕读文化结出的当代硕果,更是“一等人忠臣孝子,两件事读书耕田”最生动的呈现。
四
常有人调侃通渭人,说他们“认死理”,“不善变通”。
我始终记得烈日下拉着麦垛高耸的架子车上坡的父亲,他的双腿像铁钳死死抓牢脚下的路,腰弯成弓形;我也始终记得寒风中在地埂边修渠的父亲,他的手皴裂得如小孩的口,缠满止血的白胶布;我还见过在麻纸上写字的老舅,就算双手累到颤栗,也要攥住腕子,一个字一个字坚持写完;我更见过无数饿着肚子点灯夜读,凭借心头燃烧的火苗跳出农门,耕耘在各地各行各业的长辈和同龄人。
这种“认死理”,或许就是流淌在通渭人骨子里的血脉。不圆滑,不取巧,认准了,就要磨破脚跟走下去。它让你在利益面前不会轻易弯腰,在浮华面前不会轻易转向。它让你记得:无论繁华或者落寞,始终心怀敬畏,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。
父亲没给我讲过什么大道理,但他用一生的自律勤勉、爱书如命,教会我什么叫“持身以正”。老舅身处乡野,却从未因身份低微而停止传道,教会我什么叫“修齐治平”。牛树梅官至按察使,却留下“积德读书”的家训,成为一方清风。而当代通渭院士们,从偏僻山村走向世界科学前沿,他们身上那份“板凳甘坐十年冷”的定力与坚守,正是耕读文化与廉洁精神最有力的时代回响。
如今,作为一名普通的公务员。时代在变,科技日新月异,价值观复杂多元。但我时常问自己:面对清贫,能否像父亲一样自律?面对得失,能否像老舅一样淡然?面对诱惑,能否像牛树梅一样清正?面对浮躁,能否像通渭走出去的院士们一样,守住初心、潜心耕耘?
我心中的“中堂”,就是答案。它提醒我:无论进退高低,都要守住精神的根;无论贫富顺逆,都要心怀济世的光。我们传承“中堂”文化,不是复制一幅旧字画,而是在心中立起一座“中堂”——以德为根、以廉为镜,正心守己、廉洁奉公。
(作者:定西市委老干部局 吴琼)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