俭可助廉

        我是一块匾，楠木，深栗色，阴刻填金，我的名字叫“俭可助廉。”林清慎活着的时候，我的世界很小。一间中堂、一张桌子、一把椅子、一盏油灯，他的影子常常投在我的身上，黑黑的，瘦瘦的，像一棵秋天的树。后来，时间的长河冲刷走了一切，我的世界陡然变大。面对高升的别墅、豪车、宾客，我竟显得如此割裂——我想起定西人家的中堂里，老人们常说的一句话：中堂正，则家风正；家风正，则子孙正。可我这一块匾，早已不知正不正了。

前世

        明代万历十九年，林清慎升任知县，我被他挂在他家中堂上。他每天都会用手抚摸我，那双手粗糙，有薄茧，指甲缝中有洗不掉的墨迹。他的生活像是上了发条般枯燥，鸡打鸣即起床，在我面前站定，口中隐约发出呢喃之声，然后去衙门。傍晚回来，坐在太师椅上，喝完一碗清粥，再说一句“今天我没给你丢人”。我不懂什么叫丢人，只知道这些年以来，登上他门的人可不少。 

        只记得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寒夜，他的同窗披黑而来，提着两坛酒，说是“叙旧”。喝到一半，同窗从袖子中摸出一张田契，说道：“清慎，你在县衙，我在乡间，你我联手，这田……”林清慎将酒杯一顿，酒洒了一桌，他严词拒绝了同窗，此后同窗再也没有来过。

        有一年腊月，他一任县令竟穷到没钱买炭，他只能在中堂里裹着棉袄批公文，手冻得握不住笔时，就呵一口气，搓搓手，继续写。他的夫人为他做了一件新棉袄，他皱了半天眉，说：“太贵了，明年不做了。”那件棉袄他穿了六年。

        过了几年，他不知为何带我来到了一个更穷的新地方，墙上掉灰，房顶漏雨。后来，他病了，病得很重，躺在床上，起不来。他让人将我放在他的床边，每天睁开眼，先看“俭可助廉”四个字，再看向窗外。他的眼睛越来越浑浊，但看向我的时候，却还是清亮的。

        万历三十九年冬月，林清慎死了。

        棺材是乡亲们凑钱买的，薄薄的，朴实无华，如同他的一生。他的儿子哭着捧起我：“爹，您这辈子，就对得住这块匾了。”我同林清慎埋在一起，泥土盖上来，黑暗涌进来，我陪着他，像活着时一样。

流转

        我在黑暗中待了很久。

        久到林清慎的骨头化作了泥，久到棺材板烂成了碎片，久到虫蚁爬过我身上一点点掉落的金粉，无声无息，我以为此刻便已是永恒。直到光再次刺向我，那是21世纪来的射灯，盗墓贼冰冷的铁锹拍向我时，泥土从我身上簌簌落下，我感受到了久违的风，久违的人气。“明代的！”他将声音压得很低，但听得出抑制不住的兴奋，“‘俭可助廉’，字还在！”。不知有多少冷暖从我身上流过，我来到一个穿深色夹克的男人面前。他盯着我的标签，盯着我身上的字看了很久，最终他给出了很高的价，把我装进红木框，挂在了他别墅的中堂上。他叫高升。

        “俭可助廉……”高升每次看到我，眼神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，后来他用手不停地在空中比画，“俭可助……兼，对，兼。好呀，好呀，俭可助兼。” 

今生

        “廉”好像在高升的舌头上拐了一个弯，停在另一个读音上，没有涂改，没有修刻，是看向我的目光换了方向。一次，高升大宴宾客，酒过三巡，他站起来，指着我说：“诸位看这四个字——‘俭可助兼’，这是我的座右铭，我坐在这个位置，靠的就是一个‘兼’字。兼听四方，兼济天下。”其余人的目光紧紧锁定我，那上面一笔一画，清清楚楚写着“俭可助廉”，但没有人纠正他。“高总，您这看问题眼光和我们就是不一样！”又有人附和道，“是呀！今天我才恍然大悟，这‘兼’比‘廉’格局大多了！”高升哈哈大笑，不住多喝了几杯。

        高升同林清慎一样，每日都会盯着我看，只不过他的眼睛上似乎蒙着一层雾，像秋天湖面上起的霭。我曾听林清慎与人论及看山三境界：看山是山，看山不是山，看山还是山。林清慎只到了第一层，他的眼睛是干的，清的，像雨后的青石板，照出了人影。而高升则到了第二层，他眼里的雾，磨圆了山的棱角，汇聚成了一个叫“兼”的云，但他到不了第三层，因为他眼里的雾厚到他记不清山的颜色。

        高升被纪委带走的那天，是仲秋。窗外那棵银杏的叶子黄了，风一吹，落了一地。高升坐在沙发上，手里正端着茶杯，看到来人，手一抖，热茶泼了满手。临走之时，他又看向我，眼里既不是山也不是云，而是我从未见过的东西，像是害怕，又像是释然。  

        我又被摘了下来，重归黑暗，我不知道我终将去向何处。但我不怕，因为“俭可助廉”刻在我身上，刻在我的念想里。雾总会散的，山总会被看见。

（作者：定西市第一中学学生 王润卿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