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堂有椅 名曰不歪
我是一把榆木椅子，村里人暗地里都唤我：不歪。身形笨重，样貌平平。堂屋落成那天，老张家把我放在正中间，从那声“好了”落地，到如今，我再没动过。
中堂不止有我，我的身后悬着一块黑匾，上书“清白传家”四字，匾下是一副对联：“慎独守心方致远，知廉守正方成人。”供桌上常年摆着一只青花瓷瓶，有时插几枝干透的牡丹，有时放一把枯萎的树枝。
但我不是中堂的全部，我只是其中的一件旧物。
可我有一项本事——谁坐过我，我都记得。
最早坐我的人，是爷爷张守山，村里人都叫他老张。60年代的粮食格外金贵。守山每日收工回家，头一件事便是稳稳坐在我身上核对分粮账目，半点不肯含糊。一天，同村的福贵叔来了，脸色蜡黄。他家婆娘病了大半年，孩子还小，工分挣得少，年底分粮就比别人薄。他把自家腌菜放在供桌上，声音发颤：“守山哥，我家实在揭不开锅了，婆娘还等着吃药。你看能不能……多给我家分点谷子？”腌菜虽不值钱，却是福贵叔仅有的拿得出手的心意。
守山静静地立在我跟前，抬眼望向梁间“清白传家”的牌匾，迟疑片刻，把腌菜篮子推了回去：“福贵，东西你拿回去，分粮有分粮的规矩，我不能给你多分，这是公家的事，一是一，二是二。”福贵叔的脸更黄了，嘴唇动了动，没说出话。守山站起来走进屋里，拎出一个布袋塞到福贵叔手里，“这是我自家存的，不多，先拿回去给嫂子熬粥喝，分粮的事按规矩办，帮你的事按良心办。”福贵叔愣住了。他看看布袋，又看看守山，眼眶瞬间红了。
那天晚上，福贵叔提着腌菜走了，带着那二十斤小米。守山在我身上坐了很久，没说话。风从门缝里钻进来，楹联好像轻轻晃了一下。那阵风掠过，堂屋的岁月便悄悄翻了篇。
后来，坐我的人换成了他的儿子，张承平。
腊月寒冬，承平从省城工地回家过年。瘦了，黑了，手上全是口子，指甲缝里嵌着水泥灰。放下行李，他径直走向中堂，在我身上坐了一会儿，摸了摸我的扶手。像小时候那样，他抬头看了看那块匾和那副对联。工头老吴的话还绕在他脑子里：“过完年让你当带班，不过记考勤的时候，给几个老乡多记几天。”那天夜里，承平一个人在黑暗里摸索着坐下来。他的身体重重地靠在我身上，像背着一座山。他坐了很久，久到香灰落了一层，久到窗外的月亮从东边移到了西边。黑暗中他看不清匾上的字，但他知道它们在那里——像父亲的眼睛，从墙上俯视着他。他低低地说了一句：“爸，你说我该咋办？”没有人回答他。守山不在了。匾在，联在，我在，但我们都不会说话。
第二天清早，承平又走进中堂，打开了灯，在我身上端端正正坐下来，抬头望着那块“清白传家”的匾，拨通电话。他的声音不大，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：“吴头，考勤的事我做不了。不是不识抬举，我家匾上写着‘清白传家’，我不能坐歪了。你骂我也行，这事我不干。”过了几天，老吴又打来电话，说带班还是让他当。老吴的原话是：“你这人轴，但轴的人靠得住。”走之前，承平又走进中堂，他没说话，只是伸出手轻轻摸了摸我的扶手，在心里念了念对联，那动作，像极了他的父亲守山。我们都不会说话，但我知道，他坐得住。
再后来，坐我的人换成了承平的儿子，张知瑞。
少年心气张扬，总嫌我笨重死板，嫌中堂气氛压抑，嫌匾太旧，嫌对联老气，连坐我身上都浑身别扭。在他眼里，祖辈父辈谨小慎微的恪守都是迂腐束缚，清正自律不过是过时的说教，这间中堂、这把椅子，反倒成了困住自由的枷锁。
直到一家人围坐中堂守岁，不知谁提起了守山，提起了福贵叔那袋腌菜。父亲承平没多说，只讲了老吴那通电话：“我家匾上写着‘清白传家’，我不能坐歪了。”他说这话的时候，抬头看了一眼那块匾。语气很淡，像在说一件寻常事。知瑞在夜里翻来覆去，父亲那句话总在耳边回响。他终于起身，第一次主动走进中堂，端正地坐在我的身上。他静静抬头，凝望着“清白传家”的牌匾，细读那副对联。然后他伸出手，轻轻地抚过被两代人磨得温润的扶手——和祖辈一样的动作，终于落在了少年的掌心。三代人的风骨，在这一方木椅上悄然重合。
中堂静悄悄的，供桌上的牡丹早已干透，被穿堂风轻轻地吹动。我什么都没有说，一把椅子，本来就不会说话。可那天中堂的风，好像比平时大了一些。七十余年来，我见过三代人，第一代坐得坦荡，第二代坐得谨慎，第三代正在学着坐。我记得每一个坐在我身上的人，记得他们脊背的弧度，记得他们掌心的温度，记得犹豫时肩头的沉、坐正时腰背的挺，但有一件事是不变的——没有人歪过。
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少年。榫头松了，坐面裂了缝，榆木纹路里嵌满了三代人的汗渍与岁月。但只要我还立在这间中堂里，我就会一直站着。
看第四代，第五代，看他们走进来，坐下，再看他们站起，一步步走出去。
走出去，走得直。
中堂在，匾额在，我在，规矩便在。
（作者：定西市第一中学学生 马雯博）
